2005年7月29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对话中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9年钱学森逝世后不久，这次对话被媒体再次“挖出”，并被普遍概括为颇具社会冲击力的“钱学森之问”，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直击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引发学术研究热潮和社会思潮激荡的一种教育现象。一般认为，作为一个概念的“钱学森之问”肇始于2009年钱学森逝世后不久。实际上，仔细考察钱学森关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论述，不难发现，这一论断的形成经历了四个不断“扩散”、逐步演绎的阶段。
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
这次谈话从内容看，算得上是钱学森交给国家、留给世人的遗愿。时间是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学森在301医院召集三位秘书涂元季、顾吉环、李明，就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谈话。这篇谈话一直未予公开，直到钱学森逝世后，三位秘书将谈话进行整理，并于2009年11月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题目是《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诚如该文题目开宗明义所指出的，这是“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话内容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堪称“为国立言”。钱学森在谈话中提到：“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秘书们整理这次谈话的背景是，时值钱老刚刚去世，全社会沉浸在怀念、追思钱老的氛围中，将此文公之于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秘书们指出：“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这次谈话有三个突出的“亮点”：第一，这是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是他人生的收官之作，是钱学森经过长期思考之后留下的最后一篇“遗文”或“封笔之作”；第二，这次谈话的主题或者说核心是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说明这是钱学森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关切；第三，谈话中有一段话和钱学森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那段经典对话如出一辙，它是“钱学森之问”的第一源头。钱学森在谈话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指出：“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由此可见，其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是钱老晚年乃至“晚晚年”的重要关切；其二，如果追根究源，对“钱学森之问”进行彻底溯源，这次谈话应是真正的“起点”和“源头”，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源头”。
钱学森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对话
整整4个月后，也就是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对话。这次对话当时是作为时任国家领导人对杰出科学家的一次公务性看望。对话中，钱学森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由此可见，两次对谈核心内容基本相同，均指向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值得注意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钱学森之问”有三次回应：第一次是看望当天对钱学森言论当即进行了回应：“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些缺陷。……全面培养人才，这个意见我将带回去和有关部门研究。”这句话显示了对钱学森所提问题的高度重视，也预示着国家将就此进行研究和反馈。第二次是在钱学森逝世前夕的2009年8月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看望朱光亚、何泽慧、钱学森、王大珩和胡亚美五位科技工作者。《人民日报》次日刊发了报道。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时讲了如下一番话：“我经常将您的话讲给大家听。努力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显而易见，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钱学森之问”被冠名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对钱学森关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初步回应。第三次是2010年5月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北京大学，与同学们共度五四青年节。一位学生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如何理解钱学森关于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温家宝总理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三次回应可以发现，“钱学森之问”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
“钱学森之问”概念的提出
即广为人知并引发重要社会反响的“钱学森之问”概念提出。或许是受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的“启发”，2009年11月11日，也就是钱学森逝世后的第11天，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信中写道：
——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钱学森之问”一经被“挖”出，即引起媒体乃至全社会强烈关注。发出公开信的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
对“钱学森之问”的追问
对“钱学森之问”的追问，始于以《新安晚报》为首的媒体集体跟进与社会深刻反思。实际上，真正将“钱学森之问”推向全国的，并非这封公开信本身，而是《新安晚报》随后发表的《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公开信引发全国讨论》一文。这篇报道点燃并引爆了全国上下（无论是媒体界还是学术界）对“钱学森之问”即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关注，并“长盛不衰”且“久攻不克”。
“公开信”发出后，引发了媒体和学术界铺天盖地的关注热潮。以“‘钱学森之问’公开信”为词条，经检索发现，文献数量高达惊人的数十万条。“钱学森之问”的社会热度由此可见一斑。对于这封公开信，当年11月20日，时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专门作了“发言”。续梅告诉记者，对这封引起全国反响的公开信，教育部“一直关注”，并表示，这是教育部下一步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想办法来解决。
由此可见，“钱学森之问”存在从钱学森本人的“谈话”“对话”到“公开信”发表和媒体报道的“四段论”，四个源头，因果相承、层层推进。20年来，随着问题的深入和研究的推进，对“钱学森之问”的学术争鸣逐渐形成了是教育之问也是国家之问、是社会之问也是民族之问、是时代之问也是世纪之问的共识。“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对“钱学森之问”进行精准溯源，有利于准确理解钱学森本人的真实意图和确切内涵，以及探寻“钱学森之问”的破困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自信。”在建成教育强国宏伟征程上，培养造就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钱学森式科技大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成为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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