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 同比增长17%，如何看待天门出生人口“逆袭”？

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在全国出生人口整体下行的大背景下，湖北天门市却出现“逆势回升”。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该市新生儿约7217人，比2023年增长17%；2025年上半年也继续同比增长5.6%。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为954万人，比2023年的902万人增加约52万人，增幅约5.8%。

天门出生人口的显著回升，被外界解读为天门近年来推出的“大手笔”生育支持政策的作用。2025年7月23日，天门市委书记纪道清在《中国人口报》上发文章介绍，预计天门市2024年至2026年投入3亿多元用于鼓励生育。根据现行政策计算，在天门生育二孩最高可获各项奖励补贴287188元，生育三孩最高可获奖补355988元。这还不包括近期公布的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

不过，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人口学者提醒，总和生育率（TFR）才是衡量生育水平的核心指标，出生人口同比增长17%并不等于生育形势的实质改变。由于人口统计口径分散和测算方法复杂等原因，天门目前尚无法给出生育率的权威数据。

他们指出，天门人口的“逆势增长”更可能是龙年生育偏好、疫情放开后的生育集中释放以及迁移效应叠加的结果，而非生育意愿的根本性改善。其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还需要依赖长期、规范、权威的数据监测，以及更大力度的国家层面投入来检验。

如何看待“同比增长17%”

天门地处江汉平原腹地，辖区面积2622平方千米，户籍人口160万。 2024年，天门市GDP为785.40亿元，在湖北省内排名第十六。

2023年9月1日，天门市实施 《关于鼓励生育的五条政策措施》，生育二孩、三孩，且新生儿户籍登记在天门的天门户籍家庭，增加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市财政分别给予二孩、三孩家庭1000元、3000元的一次性奖励，落实生育保险待遇，再发放300元的分娩补贴；二孩、三孩家庭分别获得5万元、10万元的购房认购券。

此后，当地支持生育政策多次“加码”。根据现行政策，除住房认购券外，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还可以获得基因筛查费用减免、一次性生育奖励、分娩补助、产假补助（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女职工除外）、育儿补贴等五项奖补。按这一政策推算，生育二孩最高可获奖补287188元，生育三孩最高可获奖补355988元。这还不包括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石智雷多次到天门市调研。他向界面分析指出，天门市近年出生人口的回升主要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很可能是一种短期效应，不应直接解释为生育形势的实质改善。

一方面，2024年具有典型的“龙年”文化效应，历史经验显示龙年出生数往往上行；另一方面，疫情全面放开后存在补偿性“堆积释放”，此前因疫苗顾虑、婚礼推迟、就医不便等原因延后的生育，在2024年集中释放。同时，天门市政府以多维度、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形成明显吸引，带来“迁移选择效应”——一些长期在外工作生活的本地户籍家庭回到天门分娩、登记并领取补贴，从而抬升本地出生数。

在人口统计学中，衡量生育水平通常依赖总和生育率，而非单纯的出生人口增减，因为总和生育率更能反映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变化。但据界面新闻从天门市卫健局获悉，目前当地尚未开展总和生育率的统计。

石智雷指出，讨论总和生育率必须回到统计学的基本口径一致性。总和生育率是衡量人口生育水平的核心指标，假设一批妇女按照某一时期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通常为15-49岁），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目前一般按常住人口构建的时期指标，分子应是本地常住育龄妇女（通常指15—49岁）在统计期内所生的活产数，分母则是同一时期本地常住育龄妇女的数量与年龄结构。根据天门的支持生育政策，当地目前对外发布的人口主要是出生后登记户籍地在天门的人数，但父母是否属于常住天门的人口不得而知。

他指出，当地难以发布总和生育率的原因在“分母”——这些去年诞下孩子的妇女的常住地，规模与年龄结构难以准确、稳定地掌握。首先，天门外出务工人口比例高，户籍地与常住地长期错位，若用“户籍妇女”作分母会把大量并不常住本地的女性算入，导致分母虚高；相反，若仅凭一次性摸底或抽样，流动性又会使分母低估或结构失真。

再次，统计口径分散也加剧了技术难点。针对一个区域，统计局有人口与抽样资料，公安有户籍与居住登记，卫健有分娩台账与母亲年龄信息，财政有人头补贴发放明细，但目前这些来自不同口径数据没有进行校正。即使医疗端能较准确记录母亲年龄与分娩信息，若不能与居住地状态有效联接，仍无法生成可用于计算年龄别生育率的稳定序列，进而无法可靠汇总为总和生育率。

基于以上原因，石智雷指出，在现有统计口径下，当地发布出生“绝对量”的变动更为可行，但据此推断生育率改善并不严谨。

石智雷特别强调，从更长周期看，2017年天门出生人口18019人，至2023年降至6004人，2024年虽增加至约7217人，仍仅相当于高位时期的三分之一。

从育龄妇女规模的变化来看，2017年天门的育龄妇女43万，到2024年降至约40万，降幅约3%–5%，但出生数却下降约三分之二（约65%）。这表明，问题的实质在于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的系统性变化，而非仅是“分母”缩水。

鉴于目前缺乏以常住育龄妇女为分母、可连续追踪的权威数据，他建议引入第三方学术团队长期、独立、规范地开展调查与评估，区分政策的净效应与口径或短期冲击所致的波动，以判断天门做法的真实效果及其可持续性与可复制性。

“天门经验”可复制吗？

天门出生人口“逆势上扬”后，出现了跨部门、跨地区的密集调研。近日，民建黑龙江省委会人口医药卫生委员会主任、民建鸡西市委会主委李秋红带队，率领民建省委会“提高人口出生率”课题组，远赴湖北省天门市开展专题调研，旨在借鉴当地先进经验，为破解人口发展难题、探索生育支持路径汲取实践智慧。

对于“天门经验”的可复制性，在人口学者、育娲人口智库执行长黄文政看来，天门市公布的出生人口同比增长数据，确实显示出生率有明显上升，但如何理解其背后的生育率提升，需要更谨慎的分析。

黄文政向界面新闻指出，短期内育龄妇女人数的变化有限，因此一个地区一年内出生人口的增幅，大体可以近似看作生育率的增幅。例如，天门市2024年出生人口比2023年增长17%，可初步推算生育率的提升幅度大致在15%左右。如果考虑到育龄妇女人口总量在下降，甚至可能更高，显示政策对生育率的拉动作用。



不过，他提醒，天门的数据可能受到人口迁入的影响。按照当地政策，凡是新生儿在天门落户即可享受政策，这使得部分原本在外地产子的家庭回流，加大了增长幅度。“这种情况下，统计口径会高估本地生育率的提升，但同时也说明政策本身具有吸引力。”黄文政说。

但黄文政也指出，地方补贴政策确实能短期内见效，但一旦在全国推行，其边际效应会递减，因为全国作为一个封闭样本空间，迁移所带来的额外刺激将不复存在。同时，大多数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缺乏持续推动的动力。黄文政强调，要真正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必须由中央政府来出手。

他此前的测算显示，一个地方如果投入相当于GDP的1%用于生育支持，大致可以提升0.1的总和生育率；而目前中国整体生育率仅在1.0左右，要回升至更替水平的2.1，至少需要十倍以上的投入。2024年至2026年，天门市投入3亿多元用于鼓励生育。2024年，天门市GDP为785.40亿元。黄文政直言，这一比例远远不够，从长期目标来看，生育支持的支出占GDP比重应当达到5%左右，才能真正扭转趋势。

但在他看来，这一投入并不是不可承受之重。中央拥有财政与金融工具，比如通过长期国债等方式集中投入，不仅能支持家庭生育养育，还能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刺激消费、改善分配。“这是对未来人口和经济的投资，不是成本。”黄文政强调，孩子不仅意味着消费，还可能孕育未来的创新和增长潜力，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长期、稳定、跨代际的制度安排，才能构成真正有效的政策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