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规攻关：中国突破核心技术关键一招

编者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后，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发布。即将启幕的 " 十五五 " 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意义重大、使命非凡，《建议》则已为这未来五年发展绘就蓝图，其中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远景，更有关系每个人的民生大小事。新京报评论部推出 " 解读‘十五五’规划建议 " 专栏，陆续刊发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10 月 28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 " 十五五 " 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

《建议》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其中，" 超常规 " 一词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也颇值得深入解读。

为何要采取 " 超常规 " 手段？

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上的攻关突破，为什么要采取 " 超常规 " 手段呢？一方面，这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所要求的。

过去在 " 全球化 " 思维下，制造业供应链上的几个主要角色美国、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以及德国、中国台湾等，各自发挥特长、各有特色分工，从而达到全球生产成本的最优化。

2018 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一直把从供应链着手制裁中国作为关键手段，对华出口管制清单不断拉长，包括从出口范围到交易对象的限制。

截至 2024 年年末，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四类清单的中国实体共 1136 个，几乎涉及所有重要科技类企业和高校、研究机构。由此给中国相关产业的正常运营和发展带来严重问题。

比如，长江存储是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供应商之一，过去对西方进口设备依赖度高达 80% 以上，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后，全球市场份额大幅下滑；华为是美国技术出口限制最严苛的企业之一，严酷的外部环境使得公司平均营业收入增速下滑。

尤其是《建议》所列举的几个领域，都是我国对外依赖严重，而产业规模很大的行业。比如，2024 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达到 3857.9 亿美元，自给率仅为 20% 左右，集成电路涉及手机、家电、汽车等方方面面，一旦断供对经济影响极大。

而据 2020 年发布的《中国工业软件产业白皮书》，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国产化率仅为 5%，95% 则需依赖进口；2024 年，我国医药产品进口额 914.1 亿美元，先进药物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所以，实施超常规科研攻关，既是中国保持正常发展节奏的必要之举，也有助于为中国经济塑造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我国最近 10 年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技术研发都有了长足进展，已经具备突破常规、冲刺尖端科技的条件了。

比如，2024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达到 4960 亿美元，约占全球总支出的 18% 左右；欧盟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 2023 年度《产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显示，全球研发支出最高的 2500 家公司中，中国为 679 家。

2024 年，自然指数涵盖的 145 个顶级期刊论文，中国贡献份额为 32122，远远超过位列第二名美国的 22083。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2024 年 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中国为 70160 件，超过美国的 54087 件。

数据表明，尽管中美科技竞争力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具备了在核心领域更上一层楼的力量了。

如何才能实现 " 超常规 " 目的？

那么，我国到底应该如何发挥举国优势，实现超常规的核心科技攻关呢？这首先就需要加强基础科研，加快教育改革，提升研发人才的创新能力。

尽管目前中国的 SCI 论文已经远超美国，但在基础科研方面还是落后于美国。根据中国科学院和科睿唯安联合发布的《2023 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报告，在十一大基础科学领域的前沿研究中，中国只在农学、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超越了美国，其他都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医学、数学、物理学方面，美国的占比为 53.9%，而中国为 24.2%。

另外，中国每年培养的博士生数量也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目前中国在读博士生数量约 61 万，而美国仅为 17.8 万。但从实际看，那些颠覆式创新仍然主要源自美国。这跟重技术、轻基础科学，重论文、轻创新的氛围有很大关系。

在最近的相关调研中，深圳、上海一些独角兽企业创始人反映，现在高学历者过剩，但真正有创新力的凤毛麟角。这是制约科研突破的一个重要瓶颈。

其次，要发挥好国家的引导示范作用。在科研组织活动中，尽管企业是最高效主体，但仍旧离不开发挥国家在顶层的引导、鼓励作用，这样才能弥补市场自我资源配置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表明，举国体制是中国的特有优势，可以快速调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现在西方在新兴科技领域，为了应对中国的赶超，也在或多或少地借鉴中国的举国体制。

不过，发挥好举国体制的前提是如何理解好举国体制。我们的举国体制应像经济上的宏观调控一样，重点放在顶层规划、政策激励、经费调拨、项目监督考核等方面，而非是完全包办科研，尤其要避免行政力量过度干预研发。

再者，要重视企业的关键主体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最懂得市场的需求，也最有创新的动力，现在的大型企业组织还具有聚合科研资源的能力。

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把科研从企业活动中剥离出来，国营院所负责研发、企业负责生产。这种模式，导致研发质量低、转化周期长。

像苏联虽然几乎与美国同步发明了移动电话、集成电路和互联网，但因为这是国家行为，而企业参与性不足，导致只有强大科研，而无强大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竞争力的本质提升，核心在于诞生了一批具有强大科研组织和转化能力的企业群体，很多企业研发投入占比都达到了 15% 以上。这是中国式崛起，与苏联式崛起的本质不同。未来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工业软件的技术突破仍依赖于企业发挥主体作用。

总之，科研是各类元素组成的生态，并且遵循的是短板理论，我们只有进一步发挥好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乃至金融机构、各类服务组织的作用，才能构建一个强大的原创性生态，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

而从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科研创新积累的过程来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