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色列政府批准一份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的计划，将在2030年前将印度东北地区约7000名“玛拿西支派犹太人”（Benei Menashe，下文简称“玛拿西人”）迁至以色列，并安置在以色列北部与黎巴嫩对峙的地区，用于强化加利利（Galilee）等地区。玛拿西人自称是《圣经旧约》所载雅各之孙——玛拿西（Menashe）的后裔。玛拿西的后代形成了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而这一族群宣称自己在远古离散后，一直栖居于印缅交界山区至今。
距以色列6500多公里外的印东北-缅甸北部为什么会有“犹太人”？这一看似孤立的迁徙计划，又折射出全球化时代下身份认同、地缘政治与地区生态怎样复杂的互动？
以色列通过引入玛拿西人获得超百万“人力池”
玛拿西人隶属于米佐-库基-钦跨境族群，这一族群在印度米佐拉姆邦被称作米佐族（Mizo），在曼尼普尔邦被称作库基族（Kuki），在缅甸即为钦邦主体民族钦族（Chin）。
1951年，一个据传名为恰利安坦加（Chalianthanga）的米佐人宣称他在梦里见到了上帝，且上帝说他们是犹太人，应该“回到”以色列。自此以后，在米佐-库基-钦族群中自我宣称为玛拿西人的不断增多，他们放弃基督教而改宗犹太教。
在20世纪70年代末，玛拿西人开始引起以色列社会的关注，一些致力于寻找“离散以色列部落”的社会组织开始帮助玛拿西人“回归故土”。自1990年代以来，以色列开始将这些来自印度东北而“回到”以色列的玛拿西人安置在冲突前沿地带。
1994-2003年，约有800名玛拿西人移居以色列。其大部分被安置在当时被以色列占领的加沙地区。2005年，以色列单方面宣布从加沙地带21个定居点撤离，这些玛拿西人也被迫离开。不过，基于他们对以色列的贡献，以色列赛法迪（Sephardi）首席拉比正式承认该群体的犹太人身份。自此以后，玛拿西人继续移居以色列，目前总数已达6000多名。他们大部分被安置于以色列与其邻居对峙的前沿，如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还有超过200名玛拿西人在以军服役。
对以色列来说，玛拿西人作为新移民，往往表现出极高的宗教热忱与拓荒意愿，是填充边境争议地区、稀释当地阿拉伯人口比例的理想人口资源。以色列还出台了配套的希伯来语、正统犹太教宗教与就业住房项目，旨在将玛拿西人快速转化为忠诚的公民和士兵。
当前计划中，玛拿西人将被安置的加利利地区就处于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对峙的前沿地带，那里的犹太人多因为火箭弹轰炸而撤离，阿拉伯裔逐渐占据优势，玛拿西人的迁入有助于扭转该趋势。随着来自以色列的侨民汇涌入米佐-库基-钦族群地区，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回归”犹太教并寻求移民以色列。这也意味着以色列获得了米佐-库基-钦族超过150万人的潜在人力池。
然而，玛拿西人的“犹太人身份”仍笼罩着团团迷雾。从科学证据看，2005年犹太记者哈尔金（Hillel Halkin）曾采集玛拿西人的遗传样本，结果检测发现其是典型的藏缅族群基因类型，并未发现中东渊源。而在历史传说层面，米佐-库基-钦族事实上对其起源有许多传说，这些传说彼此杂糅。比如，另一个流行的传说是，米佐-库基-钦族人的祖先名为“钦隆”（Chin Lung），是秦始皇的一个儿子。
不过，自近代米佐族改宗基督教以来，“以色列离散部落”说逐渐占上风。正因为该族群身份存在争议，许多印度舆论批评以色列出于政治目的利用了玛拿西运动，鼓励了缺乏事实依据的叙事，加剧了印东北身份裂痕。似乎是为了预先削弱这种争议性，内塔尼亚胡在宣布迁入玛拿西人政策前一天，与印度商工部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会面，双方敲定了印以自贸协议谈判框架，此举也被视为以经济合作平衡政治敏感性的安排。
族群冲突的熔炉
乍看之下，玛拿西人的案例无疑令人称奇，但其并非无本之木。他们的身份建构与命运流转，折射出印东北地区长期存在的族群-教派冲突的结构性政治社会生态。
所谓“印东北地区”，一般指印度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那加兰邦、曼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和特里普拉邦。印度还单方面将被其非法占领的中国藏南地区（即伪“阿鲁纳恰尔邦”）划归印东北。这一区域的现代划界，源自1824年以来英属印度对缅甸及中国西南边疆的一系列殖民战争，最终被强力纳入印度版图。
自殖民时代起，印东北地区族群与教派身份不断交织、彼此嵌入，整个地区成为锻造族群-教派身份的“熔炉”。正是在这样的结构性环境中，玛拿西人这样的群体得以被叙述、被塑造，并在更高维度的地缘棋局中获得意义。
殖民统治前印度教的传入已在平原和高山间划定了社会边界。15至17世纪，印度教毗湿奴派（Vaishnavism）信仰分别于15世纪和17世纪传入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区和曼尼普尔河谷地区，推动封建制的阿豪姆王国（Ahom）与曼尼普尔王国形成。这些封建国家长期与山地部落处于冲突、贸易和相互塑造的关系中，印度教的“纯洁-污秽”界线深化了河谷农业社会与山地部落民之间的分野。
英国殖民统治建立时，山地部落民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例如，那加人（Naga）尚处于刀耕火种和设防村寨的原始社会晚期氏族部落阶段，语言和信仰各异，没有一个所谓的“那加”政治实体。分布在卢谢山地（Lushi Hills）的米佐人（Mizo）社会发展程度更高，已经形成以“赛洛”（Sailo）部落为核心的部落联盟。
当殖民政权将这片区域强行纳入现代国家与市场体系后，处于前国家阶段的山地社会面临直接过渡到更先进社会形态的压力。特别是作为其传统对手的平原族群已经在殖民国家机构和市场中占据优势。基督教新教的传入，恰好为其提供了社会整合的关键框架。一方面，基督教明确区别于平原居民的印度教信仰，强化了山地社会的内部认同与外部边界，为其在现代政治经济体系中进行集体竞争提供了组织与意识形态基础。另一方面，基督教以普世信仰打破了部落民社会内部的隔阂，创造出了新的共同体。例如，现代那加语实质上就是基督教在那加山区的传教语言，可以被视为一种阿萨姆语方言。在卢谢山地，基督教传教士借用了赛洛部落方言，进一步促进了米佐族统一。
独立后的印度对印东北统治的策略导致该地区族群-教派身份不断强化。该地区99%的边界与其他国家接壤，仅通过21-40公里宽的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与印度本土相连，因而长期依赖地方力量进行间接控制，其政策体系进一步固化了当地的族群-教派身份结构。
一方面，印度继承了英殖民时期的“内线政策”（Inner Line），通过宪法条款将印东北高山部落民地区与印其他地区隔离，以缓解山地部落民“被平原支配”的恐惧。另一方面，印对印东北实行军事统治，凭借武装力量特别权利法（AFSPA）镇压“骚乱地区”，印军警可以随意射杀“嫌疑目标”而不被追责。与此同时，印通过财政拨款等经济手段笼络地方势力，使许多前叛乱组织通过参与选举政治“洗白”并分享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印度通过分而治之的手法，不让任何一派本土力量坐大。
总体看，印度既缺乏整合印东北社会的政治权威也缺乏足够的暴力资源，因此刻意鼓励不同族群教派武装组织之间的竞争。这使国家能够长期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从而在缺乏全面整合能力的情况下，维持一种动态而脆弱的控制格局。
玛拿西人的现代性隐喻
正是在印东北“武装镇压、族群对立、冲突不断”的结构性生态中，玛拿西运动的逻辑才能得到理解。在此之中，强化教派身份成为族群进行军事、政治与经济竞争的生存策略。
事实上，米佐人的“以色列离散部落”神话很可能是当初传教士出于传教目的杜撰出来的，但其确已经成为米佐-库基-钦民族神话的底层元素之一，成为族群动员的重要武器。例如1966年米佐叛军针对印度发起的武装行动的代号即为“耶利歌行动”（ Operation Jericho），引用旧约《圣经》意象。
于是，在以色列6500公里之外，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正统派犹太人”社群在印缅山地被族群竞争的熔炉锻造出来。这正是现代性“脱域”力量的惊人演示。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地域性没有因现代性而消失，现代性将社会关系从地域中“抽离”，并在全球尺度上“重组”。
玛拿西人的命运，便是“地域性”的印东北社会结构，与“全球性”的宗教身份叙事、地缘政治需求重新组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卢谢山地的玛拿西人从梦到被上帝召唤，到被基因证伪，再到被政治承认，最终被推上中东冲突的前线，完整演绎了传统如何被解构又重构，族群如何在对稳固归属的追寻中，被深深卷入远方博弈。这不仅是印东北的困境隐喻，更是全球化时代，无数社群身份与命运被全球化进程锻造与重组的尖锐缩影。
（吴孟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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